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,这么多人(包括我)出国留学。为什么还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?跟我们的文化土壤可能有关系。”今天在政协科技界小组会后,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委员详细阐述了他对“钱学森之问”的回答。

  在“喜欢”科研的程度上,中国人和欧洲人有差距

  43岁的潘建伟曾在欧洲留学5年。十几年来,他在量子物理实验前沿屡有突破。政协会议上,他被对“量子通信卫星”感兴趣的记者们围在中心。

  被问到科研文化的问题,潘建伟说,“我们比较追求近期的东西”。他举例说,在国内会面,别人首先会问:“你们最近发了什么文章呀?有没有得什么奖啊?”

  媒体来报道,也只对潘建伟的成就感兴趣,不问他为何做这些研究。

  潘建伟说,做科学首先是因为喜欢。而在“喜欢”的程度上,中国人和欧洲人有差距。他举了两个例子。

  “有一年,我正好到奥地利一个山区度假,碰到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,对中国人很好奇。”得知潘建伟研究的是“量子态隐形传输”,她说:“哎,我读过你的文章啊。我读得很努力,但没懂。”

  这让潘建伟很感慨:“她一个八十岁的山区老太太,还保留着对科学的兴趣。当然她不一定去做科学,但兴趣是有的。”

  “后来一次,我在海德堡大学医院里做鼻子手术。醒过来后,有个护士问:‘你是不是做量子态隐形传输的潘博士啊?’我说是。她说:‘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的研究呢?’”潘建伟说:“她干的是护士的事情,但对科学保持着原始的冲动。”

  在国内,潘建伟基本没听过类似的问话。

  从容的环境里,科研才能从容

  “再讲深层一点。那次在山区度假,我看到当地农民等到晚上牛羊归拢了,就穿着山民的服装,各自拿着乐器,在小村的音乐厅里演奏。”潘建伟说,“在欧洲,这种情景随处可见。我的感觉是:可能在这种比较从容的环境里,科研才能从容。”

  潘建伟说,他曾经有些自卑,怀疑“科学是不是只能西方人搞?”但他也反问自己:杨振宁,李政道和钱学森,还有后来的丁肇中、丘成桐、姚期智和崔琦等科学家不都做得很好吗?

  “后来我想,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优秀的艺术,比如诗歌、京剧等。重建这些优秀文化,对科研人才培养会起好的作用,可能会有利于解决钱先生提出的问题。”潘建伟说。

  “精英肯定是一对一教出来。”潘建伟说,他曾经统计过自己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——要么其老师拿过诺贝尔奖,要么其老师的老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
  “剑桥、牛津的导师制就很好。每个老师带几个学生,大量时间可以跟学生聊天。”潘建伟说,“创造性人才的出现,肯定是科研氛围非常好,学生不会沦为打工仔。”

  被社会的导向左右,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?

  潘建伟回忆自己考上中科大物理系的1987年,班上有7个高考状元。“当时的说法是‘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’;不像如今,大家都去学金融了。”

  潘建伟认为,无论是1987年还是现在,年轻人选择专业大多不是出自真正的兴趣,而是被社会的导向左右。“最有面子的专业,不一定是孩子最喜欢的专业。大家都去干同一件事情,好比森林里的物种很单一,这就麻烦了。”

  潘建伟自感幸运的是:兴趣驱动他选择物理。“即使把我放在现在,我仍然会去学物理。”

  说起对中国新一代的预期,潘建伟说,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,今后一代人的成就无疑会超过现在。“1996年我出国的时候,想在中国建立实验室就是一个梦;而现在,我所在的实验室已经是国际上最好的之一。”潘建伟说,“这些年中国的科学成果已经越来越多,你们不也看到了吗?”

  来源:科技日报